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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 干部学习
编辑:hgl 2013年03月30日 10:18 来源:
 

一、中国改革新境界:社会管理创新

本讲的主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

我们从去年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做“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社会管理创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在座的同志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课题。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对你们来说,从事政法工作的同志,负责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这是非常全新的一种挑战,应该说是勉为其难。对于我来说,我是从事社会组织的研究,公民社会的研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做了一年,我觉得正好是我们研究的领域。我们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面应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去了20多个城市,从南到北,整体的一个很强的感受是社会管理创新现在处在起步阶段。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课题是学校的课题,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是社会管理创新,而且这个题目就是我提出来、我论证的,就叫“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及经验研究”。为什么做这样一个题目呢?他们一开始建议做成“社会管理创新的中国道路”,我说现在做这个太早了,要5年或10年以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各地在实践中的探索有很大的不同,体制也不一样,中央是一个体制,北京一个体制,上海是一个体制,广东是一个体制,然后在实践中的做法、解决问题的方式机制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去研究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太早了。所以我说搞地方经验,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我们先来总结一些地方的实践,地方在实践中是怎么摸索的、怎么创新的、怎么推进改革的,形成了哪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地方经验、地方模式,可能对下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意义更大。我们现在正在申请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到9、10月份才能定下来。我们提的目标是3—5年之内,继续开展地方实践的研究,我的基本目标是在地级以下的地方,我觉得中央看文件差不多了,省以上也是规划。

广东省我们很关注,但是广东省我们除了看汪洋同志的一些讲话之外,更多的是关注地市以下。关键是怎么做的,在地市以下采取的什么样的做法,有哪些好的经验,甚至再往基层去,19号我们的调研组刚从乌坎回来,我们的调研组已经去了2次乌坎。昨天晚上我们开会一直到11点钟,我们有一个乌坎沙龙,内部沙龙。每次去乌坎回来以后,赶紧开一个小型的沙龙,讨论在乌坎的一些收获。清华7月份还有一个调研组要去,虽然离得远,乌坎挺远,经济成本挺高,但是我也要去。乌坎虽然很基层,它是一个村,但是它的经验很值得总结,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深入挖掘、总结的东西。昨天他们说汪洋书记提出乌坎的经验要推广。我说可能早了点,现在先要去挖掘一下乌坎哪些东西是比较成功的,哪些东西是比较失败的,乌坎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的理解,昨天晚上我也说,乌坎很多东西是个性化的,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去推广,我们可能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推广,当然我不是否定汪洋书记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乌坎有很多东西很值得总结,尽管汪洋书记讲了乌坎其实没有多少创新,它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把我们以前的一些规定、一些法律、一些制度落到了实处,讲得很到位。但是怎么样落到实处?怎么用一种比较明智的、比较理智的,同时也多方协调、实现共赢的方式落到实处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探索。当然不光是乌坎,我们还关注其他很多地方。上礼拜我们去鞍山,鞍山的一些做法也是很值得研究。我们对鞍山的调研主要是在城市社区,它们有一些做法很有意思。一会儿介绍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围绕着社会创新管理我做一个梳理,有些东西可能其他的老师也做了一些介绍,但视角不一样。

我想,谈到社会管理创新,不能偏离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基本精神、基调,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有怎么样认识,特别是我们现在作为研究者,怎么样来观察、研究地方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

另外,广东、巫溪、信阳,从我们调研中提炼的一些地方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谈一谈关于公民社会的问题。

首先是对“社会管理创新”六个字的认识。现在我们一般的提法叫“社会管理创新”或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内涵是一样的。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不能算是一个新概念,你们的工作就跟社会管理有关系。但是这样高调的提出来,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我觉得是很新的一件事情,是2011年提出来的。所以我的理解,这个概念要做一个新的理解,无论从观念上、概念上、体系上,还是实践的战略上都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组合词,社会管理+创新,这个词从学理上去解读的话,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概念。

社会管理的概念与社会制度、社会治安有一定关系,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念,它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出的。最早应该是朱镕基总理在卸任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当时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大职能,其中之一是社会管理。当时提的时候很有新意,最大的一个突破是明确了政府是有限职能,不是无限职能,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有四大职能,其他的事情不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四大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众服务,社会管理是其中之一。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就引起理论界、实践方面等各方面的关注,但这个概念一直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怎么理解社会管理?怎么定义社会管理?因为在中央和政府的相关政治文件中、政治报告中对这个概念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解释什么叫社会管理、哪部分工作属于社会管理、怎么去界定它的边界。有的时候它的边界非常狭窄,有的时候边界非常具体,社会治安就是社会管理;有的时候稍微宽泛一些,把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纳入到社会管理的范畴;有的时候边界又非常大,民生工作全都是社会管理,教育、卫生都是社会管理,新农村建设都是社会管理,所有的工作都跑到社会管理里面来了,到底社会管理边界在哪儿。你们可能一直在困惑你们的工作算社会管理中的一部分,还是全部?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没有办法非常明确把握社会管理的边界在哪里。我理解,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演变的过程反映了我们对社会管理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我觉得从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建设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开始认识到只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解决社会领域的很多问题,而且要把社会领域的建设问题提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所以出台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问题的重大决议》。当时讨论“和谐社会”的时候,因为我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与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有一些交流,参与起草的一些同志就讲,和谐社会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就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和政府的工作、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参与起草《决定》的中央党校当时的副校长李君如先生就讲,“仔细看一看后面那一部分,讲的是狭义的和谐社会”。讲的是什么的?是社会建设,它区别于经济建设、区别于文化建设、区别于政治建设,就出了一个狭义的社会建设的概念。这是从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提出来的。这个认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建设是不同于经济建设的。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现在提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我的理解,要把它放到中国改革发展的整体历史进城和整体的过程战略角度来认识,它实际上是我们对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一个新提法,它对应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

社会管理创新如果翻译成说不太通,社会、管理、创新,听起来是三个词。社会是有的,Sociology,管理是有的,Management,创新是有的,Innovation,但是三个词加在一起以后,老外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真是这样的。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样,翻译成英文以后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一定要给他解释这是中国特色的概念,他才明白指的是这个概念。所以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给它解释,这是中国现在改革发展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使用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实际上它强调的更多的是社会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建设、社会领域的发展。它用这样一个概念,表达我们从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一个新历史阶段。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认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同志们出国的时候如果把社会管理创新直接翻译成英文,他就要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创新?说的是管理?说的是社会?到底是哪部分东西?包括社会管理这个词语,SociologyManagement英文一般也不用,它一般是用社会治理、社会控制,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词本来是一个组合词,但是这个词非常重要。

2011年,我们认识中国一定要认识这六个字,它是反映我们2011年国家战略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认识十八大的一个基本概念。我理解十八大中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发展,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理解。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中央精神

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是2011年提出来的,是锦涛、近平、永康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还不能说是一般的讲话、致辞,是讲课,每个人讲了半天的时间,就是讲社会管理创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十二五”规划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社会管理创新。“十二五”规划是我们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在这样一个战略文件中用了一篇、五章的篇幅来讨论社会管理创新。

《求是》杂志发表周永康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署名文章,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道路》的一篇文章。

锦涛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专题讨论社会管理创新;锦涛同志在七·一的讲话;中央国务院的11号文件;9月份把原来政法委的“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委员会”改为“社会管理与综合治安委员会”,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排。这个安排实际上是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协调机构,当然也使我们政法系统的工作发生了一个转型,各地的政法系统其实都面临着转型。我刚去鞍山,他们讲“我们现在一直在调整,政法工作怎么样转到社会管理工作。”不是我们原来的工作就是社会管理工作,原来的工作是一部分,现在范围更广了,从体制上、机制上,包括观念上,都要去转。怎么转?你们来清华学习,我觉得也有这样一个任务,我们下一步怎么定位,我们的工作怎么跟全局性的工作一致起来。我觉得这是整体性的。

从它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得出来,社会管理创新在2011年,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在推进。而且还有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是跟社会管理创新相配套,其中有两个方面:

1.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看上去好像跟社会管理创新没关系,其实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去年4月11日中编办、发改委等三个部委联合发布了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央下发了一个关于事业单位的指导意见,十多个文件现在陆陆续续的出台,已经出台了一部分。事业单位涉及到社会管理创新非常核心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我们中国社会服务的主体系统。社会服务谁做的?在中国社会服务的主体部分是事业单位,清华、北大,教育系统的事业单位。我倒过来算了这个账,很有意思。在中国一个人一生中接受的社会服务绝大部分是事业单位提供的,教育、卫生、文化、生老病死,各个相关的,都是事业单位提供的,如果离开了事业单位能行吗?做不到。现在中国的社会系统中,社会服务基本上都是事业单位提供的,当然现在有了非事业单位的,但也是非主流的。比如医疗,不得已才去民办的;学校也是,进不了清华、北大,才去民办的。民办的也有做的非常好的,但它还是非主流。这部分的改革,可以想象它的牵扯面有多大?3000多万的就业规模,事业单位的个体数量是120—130万家,就是掌握着核心资源的。我们改革发展中,优质资源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事业单位,不光是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中相当一部分优质资源也是集中在事业单位的。所以这个改革跟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非常密切。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难度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我们的总理都没有办法去兑现他的承诺,总理都没有办法推动这个过程。因为我是这两届的政协委员,所以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非常认真的研读,尤其是跟我有关系的地方我非常认真的思考它的用意。温总理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的提出,“今年适时启动事业单位改革”,10年了,现在到了最后一年。总理其实也很不容易,现在终于启动了,但这个启动也很不容易。当时总理说启动的时候,当时手里已经有三个方案。有些方案我参与讨论的,像中编办的方案、发改委的方案我都参与讨论了,世行还有一个方案,当时中国政府提出来事业单位改革,它们提了一个方案,做起来难度非常大。现在提的事业单位改革基本上是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提出来了以后,很多人质疑,包括媒体、学者,这叫改革?好像不是改革,改革不是这样一种做法。我们叫渐进式的改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不全面的调整既得利益的格局下进行增量调整。这种东西叫改革吗?如果真从改革的视角来看,确实有它很不得已的一些地方,但又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从中国的社会领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它牵扯面非常大。而且这个领域的改革经过了10年,我们现在也发现只有渐进式的改革才是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上策。任何激进式的改革可能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最后善始而不善终,很多地方都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包括深圳,走不通。

2.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个可能在座的同志了解不太多,我是研究社会组织的,所以比较清楚。我们的社会组织现在是46万家,包括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双重管理体制。这个管理体制有很多的问题,这个体制是80年代形成的,中央也认识到这些问题要改。怎么改?2009年,中央就部署这方面的调研,我也参加的其中的一些调研,政协安排了一个调研、民政部安排了一个调研,这两个我都参加了,然后国务院研究室的调研我也参加了一部分,中办还有一个调研,各个系统都在调研。去年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方案,里面包括很重要的三个条例的修订,这个在去年上半年基本已经完成。最近这段时间,民政部在力推三个条例的出台,包括温总理在3月份的一次民政会议上也明确提出来要加快条例的出台,尽快建立统一直接登记体制,我觉得很快就会落地了。民政部为三个条例起草了10多个文件,涉及到现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整体体制的全面调整,就是从原有的双重管理体制过渡到统一直接登记体制。这个体制的转换力度非常大,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两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从去年2月份开始到现在,而且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十八大以后,我估计在社会领域、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还会有一些重大的举措。中央从去年把社会管理创新,我的解读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全面的推进,形成了普遍的共识。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

1.核心方面

大的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理念的转变、转念的转变,进一步来说思想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实践的探索和改革的创新。如果它是一项国家战略的话,如果它是继经济改革之后在社会领域全面推进的一项国家战略的话,那么至少在这个阶段两个方面的推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统一思想、达成共识,通过永康同志说的“观念的转变、理念的转变、思想的解放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另外,在实践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实践方面的探索、创新主要是地方实践,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推进改革发展,地方一定走在中央前面。

2.管理创新

昨天,还是前天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概括了几个为先:第一个是实践为先;第二个是地方为先;第三个是体制为先;第四个领导为先。好像是概括了六个为先,这四个我是记住比较清楚。第一个是实践为先,而不是理论为先。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一定是实践走在前面的。第二个是地方为先,而不是中央为先。中央是有一个统一的号召,但是做起来一定是地方为先。第三个是体制为先。就是在社会管理创新涉及的方方面面举措中、方方面面的过程中,一直是体制改革为先、体制推进为先。第四个方面是领导为先。我们现在做了21个城市的调研,整体看下来,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叫一把手现象。就是领导如果不率先推进,领导如果不从思想上、行动上、政策上走在前面的话,社会管理创新的局面没办法打开。我们走过的这些地方,非常鲜明,领导是走在前面的。我们有一个杂志,叫《中国非盈利评论》,我们去年开始做社会管理创新,第九卷和第十卷主题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第九卷很有特点,有十篇文章是谈社会管理创新的,这十篇文章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找了五个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政观,应该说是一把手,来谈当地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当地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认识,当地的主要战略、做法、经验。我在调研的时候,我跟这些领导谈,谈完了以后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请他审一下。另外五篇文章是我们对当地的社会管理创新做一个评论。十篇文章是怎么构成的?五篇主政官的谈话、五篇我们的评论。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地方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形成了地方的一些特色,地方的一些经验,而且这种特色和经验是主政官推动的。有些地方是书记,比如信阳的一把手信阳书记,巫溪是巫溪的一把手、书记;有些是主管这个工作,比如上海是民政局局长,深圳是民政局局长,北京是社工委的书记,请他们来谈,所以我说是主政官,不说是一把手。说一把手的话,就说成书记了,主政官是什么概念?他可能是负责一方面,就是社会管理创新他是一把手。他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认识、理解、推进比较到位,然后我们请他来谈,这个已经出版了。下一卷(第十卷)我们还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我们在做社会管理创新,我觉得要把一些东西慢慢提炼出来,从我们现在整体调研来看,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可以慢慢整理出来了。通过这样两卷把大概的思路整理出来,接下来我们会有两本书,一本书是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论文集,另一本是案例集,陆续把我们的一些东西整理出来。我们这个团队现在也还可以,学院也挺支持,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几个角度来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

1.地方实践

从地方实践来看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这里列举的北京、上海、广东、重庆、信阳、巫溪、肃宁、顺德,这些地方我们都去做过一些调研。各有各的特色,现在很难说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我们做下来以后,我感觉每个地方都有在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探索、进行创新。因为我们在选择地方的时候有一些标准,但不完全靠标准,主要还是看当地是不是一把手在推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如果当地一把手不太关注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因为有的地方还没有这个纳入党政工作的中心工作,所以我们就等一等。我们现在一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已经纳入到党政工作的核心,在他的工作序列中已经被列入核心的层面,有的甚至已经成为当地党政工作的中心。从去年做了这个调研以后我就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在发生转型。有的地方,不是所有的地方,有的层面,不是所有的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开始发生转型。比如鞍山,鞍山已经把街道这个层面的经济工作撤下去了,就是街道这个层面已经经济职能了。我去看了以后很兴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转型在鞍山,至少在街道这个层面已经实现了。但中央现在还没这么提,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慢慢来,不着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总体上还是主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很多地方来说解决GDP的问题、解决发展的问题还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转型,比如广东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转型。我去的鞍山,在街道这个层面开始转型,它已经没有经济职能了,它的三办一中心把街道整体的部门结构完全改变了。比如广东顺德,它通过大部制已经把经济职能剥离开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已经做了职能的调整,但怎么调整,我觉得地方都在探索、都在摸索。

2.地方体制

各地的实践,各有特色,那么相应的它的体制也不一样。我们去调研的这些地方的体制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是率先建立一种新体制。北京很有意思,北京的体制非常特殊。北京是刘淇书记在2006年底的时候提出来,当时其实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问题还没有提到战略的高度,但刘淇就提出来“北京的社会建设要走在前面,要转变体制”。我是参加论证的几个专家之一,当时他找了几个专家,说我们要建立一种新体制,你们看看怎么样。当时我记得是两会期间,突然刘书记的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开个会,一定要过来,然后谈谈。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个想法,建一个新体制,你们有什么想法,谈谈你们的想法。当时是2007年3月份提出这个问题,2007年底建立社工委。这个社工委系统非常有特点,它是党政一体,具有职能部门色彩的、强势的、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党委是叫社工委,政府叫社工办,党政一体。两块牌子,一拨人马,党委这边由一个副书记负责,政府这边由一个副市长负责,一边一个常委来负责社工委的工作。它的架构,一开始编制是60多人,现在只能是据说了,最近没接触他们,我去广东的时候他们说北京要扩大到90多人,这个编制就相当大了。一个正厅级的部门,编制达到90多人是相当大的。这个部门从职能上讲,现在我把它定义为具有职能部门色彩,有一定的职能化的部门。社工委书记是宋贵伦,我们这里面有他的一个谈话,谈到社工委的问题。实际上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市的社工委系统,比较大的一个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指导、领导和协调体系。

上海的体制跟北京不一样,广东的体制跟北京也不一样。广东实际上是去年8月份、9月份开始建立的,也叫社工委。应该说它的定位也非常高,广东的社工委是三个常委,书记、秘书长、副市长,三个常委担任社工委的主任,所以它的规格是相当高的。编制不是很大。我觉得它跟北京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它的社工委系统没有职能部门的色彩,它定位是一个协调部门,主要是在政府战略性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的一个机构。后来我跟他们讨论,我说实际上这个定位相当于80年代我们体改委。这个定位其实很有特点,汪洋书记明确提出来,不要去职能化、不要去部门化。前两天我在广东讲的时候,他们有的同志给我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处理社工委跟发改委的关系?我说,千万不要把社工委降低到发改委的地步,说的通俗一点,不要成为第二个发改委或者不要堕落成为第二个发改委,一定要超越部门。如果是一个战略性的制度安排的话,一定要超越部门,这一点他们还是挺认同的。我觉得现在广东的整体定位是总体的一个战略协调、指导部门,跟北京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广东刚刚成立时间不长,它还有一个定位上的磨合过程,北京因为它是一个规格比较高、盘子比较大,所以它的动作的力度比较大,广东定位也挺高,但是盘子不够大,力度还有一个协调的过程,现在的力度没有北京这么大,推动起来很多事情不见得马上能到位。

北京从2007年以后,出台了很多文件,在推动体制方面,包括推动相关的政策,像购买服务、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参与,人民团体的参与北方市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来枢纽型社会组织,北京市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周永康的这次讲话中有一句话是“综合性社会组织”,实际上是用另外一个概念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北京市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还是有一些很积极的,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盘子,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有这样的一批人,而且这些人的来源也比较特殊,通过全市性的招聘,应该说是很优秀的一批人,有一些是从高校直接应聘过去的,所以这个团队还是挺强。它去年开了一个会,出了两本关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书,出台了16个文件,还是17个文件,就是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动作还是非常大的。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北京走的比较早,它的体制比较有力度。

当然北京也有北京的问题。我们也做了北京的调研,还是有它的困惑,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但北京确实在体制方面走得比较靠前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学习和借鉴北京的经验。这几年,尤其是去年,很多地方都到北京来考察、学习,我知道有十多个地方建立了类似于北京这样的社工位系统,尤其在沿海地方。政法系统建立这个系统以后,两者怎么对接也是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大概来说,各有各的体制。

二、地方社会管理创新遇到的三大难题

从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来看,有一些问题好像是共通的。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各地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从体制方面、机制方面、解决问题的层面,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们通过20多个地方的调研,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遇到的比较共同的三个难题。

(一)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它涉及到权力的配置和资源的配置,到底通过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广东也好,包括建立的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委员会,各地其实都在探索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新体制,或者一种什么样的有力体制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党委怎么发挥作用,党政之间怎么协调、部门之间怎么协调,这是我们内部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面对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党政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定位。我们是整个去控制社会,还是我们去动员社会、协调社会,进一步建立国家、社会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体制的问题是我们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这个管理创新归根到底是管理体制的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那么这个体制的创新很重要的是我们内部怎么调整,怎么建立一种全新面对社会的体制。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政府和社会组织、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问题

1.怎么调整社会的关系

体制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同的问题。体制问题基本上是政府内部怎么调整,包括怎么调整和社会的关系;那么社会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很快就发现的,很多地方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就发现我们面对的其实不是一个成熟的或者不是一个能够立起来的社会,它是需要重新发育的社会,我们叫社会重建的社会。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个系统,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要进行内部的调整,调整你和社会的关系,结果回过来一看,社会本身是不存在的。有的学者说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碎片化的。这个社会本身并没有发育起来,这是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中遇到的第二个难题。一方面要去调整你的体制、资源、权力,包括跟社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还要去发育社会,要让社会长起来。社会如果不长起来怎么去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怎么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而这个难题又是跟我们改革开放,准确地说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走的这条路有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社会建设纳入到整个国家建设、我们的政治建设中间来,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社会是党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我们把它叫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我们的企业、单位里面都包括了社会。社会实际上是被编制到党的系统、编制到政治系统、编制到国家系统中去。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育,单位体制的瓦解,社会系统慢慢的失灵了,并且从主流社会进程中被甩出去了,这个就是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社会。就是社会慢慢的被瓦解掉了,市场经济发育起来了,市场体系发育起来了,以企业、以市场机制、以财富为核心的市场系统发育起来了,但是社会系统被碎片化了、被瓦解了。这是我们现在进行社会建设、进行社会管理创新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社会本身需要重新去组建,我们叫重新社会,这个里面还包括基本的什么叫社会,不光是一个空间、不光是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是一系列社会关系,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家庭、邻里、职场。

2.社会关系的内在机制

社会关系里面还有一些内在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的诚信、社会的伦理、社会的公德,这些都是社会中一些非常基本的要素。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药品失去底线的问题?我的解读,它不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本身市场体系出问题了,是社会系统出了问题,反映到市场系统中间来的。食品安全看上去是一个市场问题,其实不是市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为什么锦涛同志在谈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谈食品安全问题、安全生产问题?这是社会问题反映在市场领域中,是我们社会系统出问题了。所以社会重建要重建这些系统,有一个概念叫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诚信系统、诚信网络。没有诚信的话,家庭、邻里、职场都没有办法建立一种正常的运行机制,建立正常的运行机制需要靠这样一些系统、靠这样一些机制,我们的这些机制现在失灵。所以社会重建是整个系统的重建。这个系统的重建跟社会管理创新是同样的问题,但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第二个难题,跟体制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体制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体制的问题也很难,部门之间的协调、党政之间的协调,包括国家对社会一种关系的协调,这个也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之外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本身要重新发育,重新建设。而且这个过程又是政府很难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过程,你去发育社会但发现发育不起来,社会本身有它内在的东西。说要求老百姓诚信,要求老百姓遵守一些社会公德,你要求、号召,他很难做得到,政府主导这个过程是实现不了的,它必须是社会自发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个难题,就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自身的发育和建设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漫长的过程,不经过几代人很难彻底的洗涤出去。比如诚信问题、伦理问题、公德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在某一代人、通过上几次课就可以的,可能要换代,我们讲换血,下一代人成长起来才有可能改变。但如果教育系统不改变的话怎么能改变?如果社会系统不改变的话怎么能改变?所以这个问题又是非常负责的一个问题。

(三)党治问题

这个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系,表现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当群关系、干群关系一方面它跟体制是有关系的,但又不完全跟体制有关系,说到底是我们怎么定位党、怎么定位政治的问题。我们是领导者,还是代表者,还是服务者?我们跟人民群众到底什么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矛盾,是把它放到敌我矛盾中去处理,还是像汪洋说的放到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如果放到人民内部矛盾中间去处理的话,怎么定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在实践中是很大的难题。后面会讲到信阳的做法。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提到了党自身的定位和党自身改革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党。

这三个问题是地方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间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体制问题,你是不是能够包容一个不同的社会,是不是能够接收一个不同的社会,是不是能够跟社会共处的体制,还是把社会整个消灭在体制中间,我们以前是这样的,把社会整个吸纳、消融在社会中间。第二,是不是能够让社会自己长起来或者让社会发育起来,让社会能够站起来。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处理党和社会的关系、党和群众的关系。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非常根本的问题,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间。

三、观察社会管理创新的五个维度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纬度

怎么观察地方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在一年多的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五个认识维度。

1.五个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但是要认识它需要从五个视角去把握它。这五个视角我把它概括为:体制视角、机制视角、组织视角、社会视角和公民视角。

体制视角指的是从国家的角度、党政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社会管理创新从党政的角度来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比如我们看到的是领导体制,是某种部门体制,某种资源配置的格局、某种管理格局。

机制视角是在国家系统跟社会系统之间形成的一种协调、互动、作用的某种机制。它具体表现为:比如维稳,它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的;比如社会矛盾化解,比如上访,它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的;诉求表达、各种谈判、各种博弈,甚至游行,它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的一些机制。这些机制是观察和研究社会管理创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视角。有哪些机制、有哪些有效的机制、有哪些创新的机制?

组织视角是在社会层面出现的一些主体。体制的视角是国家层面的,机制的视角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这个层面,组织的视角是社会层面的,在社会层面出现了哪些主体。比如说我们出现的一些农村专业协会,出现了一些基金会,出现了一些社会团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区社会组织,就是社会层面自发的出现的一些什么东西。这样的一些主体有哪些创新,有哪些改革,有哪些推进、有那些作用。

社会视角,它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层面。比如在家庭关系中间,比如在邻里关系中间,比如在社区内部关系中间,比如在职场关系中间出现的哪些新的机制,新的一些做法,新的一些现象,这些新的现象怎么反映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进城。

公民培养的视角,是社会的主体怎么实现自治的,怎么实现参与的,怎么实现公民的基本伦理、基本一些权益。就是从公民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管理创新。

我们到地方开展调研,基本上是从这五个方面来观察、研究、理解、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包括下一步的进展。我们现在想提出来一个指标框架,我们下一步希望在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研究一个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问题,其实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提出来,比如广东省汪洋书记在去年10月份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这个提法其实挺有意思,当时“幸福广东”提出来以后我非常认同。

2.新的认识视角

两个星期以前我在广东讲课的时候说,幸福广东的提法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讲课那天正好是广东省开省党代会,这边是给全省社工委系统开了一个专题培训班,我在讲幸福广东,那边汪洋书记也在讲幸福广东。我课讲完了以后,他们告诉我说,汪洋书记刚才正好讲到幸福广东。而且他讲到一个概念,“幸福不是党和政府的恩赐,人民群众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党和政府有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幸福的义务”。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为什么我很关注幸福广东这个提法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认识的视角。我们讲社会管理创新,新在什么地方?原来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基本上是总量性、总体性的,社会学有一个总体型社会的概念,比如GDP是一个总量性的纪念,维稳也是一个总量性的概念,和谐社会其实也是一个总量性的概念。但是幸福广东很难说成是总量性的概念。广东省幸福吗?大家可能说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问题,不会说广东省幸福吗,可能会问广东人幸福吗,这是一个个体性的概念,不是总体性的。所以我说幸福广东的提法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个体性的概念,关注的是个体的基本感受、个体的基本权益,而且这个东西个性差异是非常强的,我跟你幸福吗?我跟你的幸福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下一步要找到一种共同的指标,去探索一下幸福广东的指标怎么样去衡量。但这个一定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总量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总体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新的认识视角。所以说幸福广东的提法,从总量性、总体性向非总量性、非总体性的一个转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当然这个概念还值得研究,他实际上提出来的是幸福社会的问题,什么叫幸福社会,幸福社会包括哪些内容。我那天正好讲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叫美好社会或者幸福社会。这个跟幸福广东是对接的,那么这个主体是什么呢?一定是公民,不是社会,不是抽象的大写的“人”,一定是小写的“人”,是体现公民权力的,有着公民主体性的,有着公民自身感受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认识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目标和趋势很重要。

(二)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们希望能够逐渐研究一套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能够阶段性衡量、进行基本的判断,发展进程判断的一套体系,能够定量化。这里面,比如从体制的角度,从机制的角度,从组织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从公民的角度怎么去把握它,包括从统计指标上、从统计数据上,从个体感受上,从一些制度的演变上,怎么来把握这个进程,这是挺有意思的,我们下一步研究希望结合这样一种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框架来构建一套社会指标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改革的概念,首先强调的是社会,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的概念,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国改革发展这个总体的国家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关乎整个国家战略,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管理创新也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一些政治问题,尤其在2011年以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有很多做法,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些核心的问题。这里举几个地方的经验,一块来分享一下,地方在实践中的一些做法。我们的观察应该说是蜻蜓点水,没有办法深入下去。我们作为学者相对来说中立一些,有一些研究的理论工具可以使用,我们其实并没有深入到基层,我们即使去做比较长期的调研,跟同志们相比我们还是离得很远的,离实践还是挺远的。包括乌坎,我们去了几次,仅仅是浮在面上,跟实践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对地方的实践、地方的一些做法做一个比较,可能对于大家理解社会管理创新中间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包括从体制上、机制上怎么去突破,可有一些启示。

四、突破机制改革的“广东经验”

广东经验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去年6月份以来。广东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探索已经很多年了。我刚才跟大家一聊,发现汪洋书记是从安徽出来的,汪洋书记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位领导人,非常看好他。我非常关注汪洋书记,尤其是去年6月份,汪洋到广东以后,涉及到社会领域的一些讲话,因为我是做这方面研究。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关注深圳,我们在深圳做了很多比较深入的研究。汪洋书记在广东主要的几个举措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举措,就是签订部部省和部市协议,这是从汪洋开始的。汪洋为了推动广东的改革,搞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跟一些部委签订协议,尤其是民政部,签订了广东省与民政部的部省协议,深圳市签订了深圳市与民政部的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先行先试,在民政部的职能范围之内,广东省可以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方面进行先行先试,明确提出“可突破现行法规”。

去年,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以后,汪洋书记并没有马上发表一些言论,他做了一些很深入的研究。中央2月份提出这个问题,汪洋书记回到广东以后,在广东省做了一个全面的调研,对广东省各个地市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因为广东省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非常突出。广东跟其他地方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它经济很发达,但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非常尖锐,流动人口非常大。广东全省也好,各地市也好,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非常尖锐。他就在全省各地跑,3月份、4月份在广东省跑得非常密集,基本上广东省的各个地市跑了一个遍,对各地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形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然后他去东部,江苏、浙江、上海做了一个调研。东部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建立了一些体制,尤其是上海、江苏这方面有一些做法,他去看一看。然后他去欧洲和香港,其他地方的领导都没有这么做的。社会管理创新这个事情,一个是看省情,一个是看其他先进省市的做法,还有一个是到国外去看。他去欧洲四国、去香港考察,看他们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走了一圈回来,6月份开党代会的时候,把他的一些思想陆陆续续提出来,广东省就开始形成所谓的广东经验。我觉得广东经验可以说是去年6月份以后形成的,以汪洋主要的一些观点、思想为主线形成的一整套的思路。一下就形成了一个高地,社会管理创新的高地。我不愿意做这个比较,但是我很难说北京市走在前面了。北京市走的早,但北京是不是走在前面很难说了。因为广东的说法、做法,形成的理念、在实践中的一些突破,已经相当超前了。

(一)汪洋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观点

汪洋主要的一些观点,原话,我觉得这些原话很值得大家关注,有些讲话还是很有深度的。

1.主要观点

比如转变观念。,他说,“要努力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打到治的变化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才转变过来。打和治是不一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应该转变,但一直没有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控制社会到为社会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社会建设中的党政撑船向党政掌舵转变”,撑船和掌舵不一样的,撑船是所有的事情都得我来做,掌舵是你做我来把握方向。我觉得他这种观念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在社会管理领域这种观念性的转变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实现。

比如社会自治。他强调,“有自治能力的社会,不会遇到什么就找政府,而是由社会自主管理,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这一点非常关键。”社会要自治,不是说政府什么事情都管起来、什么事情都找政府,社会要有自治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比如大社会。去年6月份,他明确地提出来“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是在去年6月份提这个概念,我的理解是这个概念很多年没有提了,金融危机以后,基本上不提小政府,而提的是强政府。很多人反过来说,我们就要建大政府,我们要的就是大政府,只有大政府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就这样转变观念了。汪洋非常明确地提,小政府,不是大政府,是大社会,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是什么?不是人口多就是大社后。大社会是指,人们能够按照业缘、地缘和趣缘,形成各种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同时制约别人,相互间形成良性管理。”社会还是自我管理,怎么自我管理呢?建立各种各样的业缘性、趣缘性、地缘性的一些组织,这样一些社会组织能够把人们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以后社会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自我循环。这样一种认识其实在领导人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去年8月份以后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小政府大社会。在那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和社会领域的国进民退是同时发生的。

社会领域的国进民退表现为什么呢?就是强调政府要回来,要大政府。很多人说国外都是大政府,美国也是大政府。其实那个大政府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怎么是大政府呢?它是大在国防,大在联邦,美国的州、市到镇这一级政府是非常小的。我们去美国考察就会发现,美国这一级的政府不做什么事情。我记得2004年还是2006年我们有一个市长班,我带他们去美国考察,去华盛顿市,华盛顿市的市长助理接待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各地的市长、副市长,然后就交流。就问你们有几个副市长?没有副市长,我们就是一个市长,然后一个市长助理。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只有一个市长,没有副市长。然后他们反过来问我们,你们有几个市长?一般的至少是6个市长,就是市长,然后几个副市长,现在是控制了,一般都有5、6个市长,就这样的话都忙不过来。问他忙不忙?他说不忙,市长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办公室处理完了,真正到市长那处理的事情很有限,市长要签的东西非常有限。市长助理是协助市长做一些日常性的安排、接待等事情,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接待,其实没有太多的日常事务要处理。它们就是汪洋说的,不是找政府,它是很多事情自己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叫大政府。我们还嫌不够大,所以很多人说还要建大政府,还要建强政府,金融危机说明中国的政府是强的,中国政府应该再大一些、再强一些。这个方向是错的,汪洋非常明确提出来不对,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

比如购买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去履行过去政府承担的职责,提供社会管理服务,然后政府对这些机构进行管理。”社会管理怎么做呢?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政府管起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很多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政府来管这些社会组织,这就是社会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其实在广东,尤其是今年,最近这段时间广东可能要出台关于购买服务的几个文件,有三个文件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起草的差不多了,很快要出来。7月1日广东省的社会组织全面放开,社会组织原来登记注册是双重管理,从去年11月份广东省政府省委发文,从2012年7月1日,除个别组织之外,取消广东省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降低登记注册门槛,购买服务跟这个是配套的。这是关于购买服务的一个理念,广东省在这方面做的非常超前的。

2.让社会组织试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是他经常讲的,就是“让社会组织试错”。他说,“管理社会组织就是要把权力放出去,这些社会组织开始办的时候一定没有政府办得好,但社会组织不像政府,他有生存问题,要自负盈亏,会自我调节,慢慢就会比我们办得好。等条件成熟了,那我们再制定法律对他们进行监督”。这个话汪洋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来。我最开始听到这句话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在深圳听说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个领导人,地方政府的主政官能说出这样很有包容性的话语。当时是指在购买服务的时候,他说,“谁不犯错误?社会组织也会犯错误的,你交给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开始做不好是正常的,它要有一个过程,得让他有一个试错的过程,慢慢他就会做好了,做好再去约束它。一开始给他一个试错的过程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一种理念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作为强势政府的一把手,能说出这种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关于维稳和维权关系。这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理全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应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维权是维稳的前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这个提法不是今年才提的,他是几年前就提出来了。维稳在广东的压力非常大,怎么处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他的观念是先维权,维权是维稳的基础,乌坎事件的处理是非常明显的。

他的这些理念,包括最近提出来的“追求幸福是人民群众的权力,不是党和政府的恩赐”,这样一些理念其实非常超前。

(二)改革登记管理体制,壮大社会组织

广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有很多的做法,我们调研去了东莞、乌坎、广州、深圳,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我觉得广东每个地方都有特色,每个地方的做法有很强的推广、借鉴、学习的意义。这里举得是东莞的例子。

东莞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位在网上被称为昆叔、叫张昆的公益人士。他是一个企业家,他做公益做了20年,他把自己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捐资助学,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登记注册。民政部门说,没办法登记,不符合条件,不能登记注册。他就一直以非法组织的方式在做公益。我们去年到东莞见到了昆叔,我原来对他的模式有点不太理解,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材料。去了以后跟他一聊我发现他的模式非常具有创新意义。汪洋书记看到他的经验以后很感动,就说为什么登记注册,然后就推动相关部门办这个事情。去年11月份就已经登记注册了,叫千分一公益助学中心。这个理念是什么样的呢?非常有意思。它叫公益千分一。什么意思?就是他号召东莞的市民们拿出每个月收入的千分之一做助学。千分之一不多,但是不要把这个钱给我,别捐给我,把这个钱拿去助学,做了这件事然后把他告诉我就行了。怎么做这个事呢?他给你提供一个网络、一个平台,告诉你谁需要帮助,把需要帮助的孩子的信息通过网络发出来,然后联系方式告诉你,他也指导着怎么去帮助他。然后你去跟他联系,去帮助他,帮助他完了以后把信息告诉他,他把这个信息通过网络再发布出去,然后就成了会员。通过这种方式他动员了十多万人参与这个活动,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它不是通过捐款。我们一般做公益是怎么做的?很多孩子需要帮助,我告诉你,这些孩子非常需要帮助,我们一起来帮助他,然后你把钱捐给我,千分之一的钱给我,然后我来帮助他。

这里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你把钱给了我以后,我怎么去帮助他的这个过程很难公开透明。我们去年出了郭美美、卢美美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环节,钱拿出了以后,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是不透明、不公开的。昆叔这个模式是公开透明的,而且是你自己做,你身体力行的去做,所以很多人参与进来。我们去的时候运气非常好,他基本一年2/3的时间不在东莞,当然我们也是事先联系的,去了以后正好他在东莞,第二天他就走了。他们不是在全国各地助学,是在定点助学,是在湖南凤凰,沈从文的老家,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很贫穷,孤儿很多,而且留守儿童非常多,因为那个地方落后嘛。他们把这些信息找到,把需要帮助的孩子通过学校、通过教育局找到。因为东莞比较发达,东莞是广东省最富裕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他们想帮助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就告诉这些人怎么去帮助这些孩子,信息在哪里。每次他们都是一个车队开到凤凰,然后大家结对子帮助。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坚持了20年,做的非常不错。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汪洋书记知道了以后说,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呢?登记注册这个门槛花了7年时间一直没有跨越过去,结果实际登记注册的时间大概也就是7个小时。汪洋书记批示以后,很快就登记了。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后来汪洋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给社会组织开绿灯?我们的体制为什么不能给社会组织开绿灯?后来很快就研究,广东省委出台了一个文件,当然也跟民政部交流了一下,因为民政部也在讨论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广东省说我率先推出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民政部的条例出不出台我不管你。我估计可能7月1日之前三个条例还来不及出台,但广东省已经走在前面了,广东省7月1日取消除个别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降低登记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这是很大的一个举措,推动了整个管理体制的改革。

(三)尊重民意,依靠自治化解决社会冲突

乌坎的事情,去年9月21日以来被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甚至全世界的关注。乌坎从9月21日开始发生打杂,9月22日警民冲突,后来又发生几次流血事件、分村。12月21日峰回路转,从原来的激烈冲突,甚至流血冲突、对抗的局面转向和解。今年1月份—3月份,成功的举行选举,党支部、村委会重新启动。现在的乌坎应该说基本走向和解、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过程。当然乌坎有很多东西值得去总结。

我个人觉得,乌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来看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1.冲突可以化解

乌坎的冲突应该说是相当尖锐的,在一定条件下已经把它定性为敌我矛盾,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最后乌坎的冲突、矛盾比较成功的化解。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两条经验:第一条,和解之路一定是有的,只是走不走;第二条,和解之路一定是有人能够走出来的,只是你用不用它。我觉得乌坎的经验很有意思。后来汪洋非常明确的表态,乌坎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人民群众的诉求是合理的。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定性,使得乌坎事件能够成功化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把本来表现为激烈冲突、严重对抗的,看似敌我矛盾的一种事情,而且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外部的势力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能够很巧妙地把它调整过来。我觉得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找到了和解之路,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和解之路一定是有的,也一定有这样的人会走这条路。林祖銮书记在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是老党员,一位老同志,在化解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看你是走哪条路、用哪个人。我觉得乌坎冲突的化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智慧,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走路和用人。如果不用智慧去面对矛盾的时候,可能就使得矛盾不断升级,如果用智慧去面对问题的话,就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无论是从形象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损失。只是走好了路、用好了人。我觉得乌坎这一点,还是挺深刻的经验。

2.党旗不倒

第二个很重要的经验是党旗不倒。乌坎事件中,一直到现在,党旗是不倒的。我去了乌坎感受非常深,乌坎的虎头山上有一面红旗,我后来问了问,才知道是谁插的那面红旗。那面国旗迎风飘扬,我在那面国旗下拍了照片。我说什么叫乌坎经验?乌坎的经验就是红旗不倒。倒下的是贪官污吏,倒下的不是红旗。所以怎么总结乌坎的经验?党旗不倒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组织是可信的,就是老百姓自治组织没有什么可怕的,乌坎中有很多的自治组织,一开始乌坎就有热血青年团,然后有妇女联合会、有老人会,包括临时理事会,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把它定义为非法组织了,后来我们发现跟它合作很好、很成功。把它定义成非法组织就站错了队、排错了队,把它定义成与我们合作的组织,就可以做的非常好,这些组织其实是靠得住,还是站队的问题,还是用人的问题。如果站在贪官污吏一面的话,这些人就站在你乐观对立面上去了,如果站在老百姓这一面,这些组织是拥护党的。所以我觉得党旗不倒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组织是靠得住的,这些组织、热血青年团是反党的吗?不是的,它拥护共产党。妇女联合会是反党的吗?不反党。包括老人会、临时理事会反党吗?不反党。后来选举的时候,包括现在党支部中间的主要成员都是这里面出来的。所以说这些组织是靠得住的,自治组织没有什么可怕。我觉得乌坎的经验告诉我们,老百姓组织起来有什么可怕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可能也恰恰就是拥护共产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另外,老百姓是可靠的。这一点说到底还是一个党是为什么的问题?汪洋说得非常明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所以老百姓靠不住还靠谁?如果说老百姓反党,就要掂量一下你的党是不是站错位置了。老百姓反党的前提是什么?党是不是没有站到老百姓那面去。我觉得汪洋在这一点上处理问题非常智慧,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乌坎事件的处理给我们很多经验,就是站在哪里,到底你是谁的党。能够和平的处理,达成多方面都比较满意的结局,跟我们的党政部门,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的非常智慧的策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乌坎事件其实是依靠自治比较成功的化解社会冲突的一个案例。对乌坎我们做了一些观察和研究,不能说非常深入,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评论的下一卷我们的社会管理创新,乌坎是重头戏。我们有一个乌坎的调研报告,比较全面的。我们看过很多乌坎的材料,包括内部的、外部的,我们觉得都不能说服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调研,我们有一个乌坎的调研报告,篇幅比较大的调研报告。另外,我们还有五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乌坎问题,从它的自治组织、从宗教种族和家庭、从乌坎中体现的政治博弈政治学角度、从选举、从文化各个角度来分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每个老师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它。我们希望能给出关于乌坎一个全面的、有深度的分析。对广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总结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广东省对乌坎也会有一些总结,包括召开一些现场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间去。

广东还有很多其他的经验,就不全面的介绍了。另外,我们也还在做进一步的调研。

五、探索社会建设的“巫溪模式”

巫溪是重庆非常边远的一个县,在重庆的最东北边,靠近湖北,在三峡那一带。从重庆过去,坐车要坐8、9个小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是巫溪这两年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做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探索,形成了巫溪模式或者巫溪经验的一些东西。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关注,王乐泉、周永康同志都做过一些批示。是十大典型案例之一,他们做的还是挺有特点的。

(一)巫溪做了什么

巫溪主要是在建设社会方面做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探索,做了什么?

1.引入了一种公益组织的动员模式

它实际上是进行社会重建、乡村重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从改革开放以后,旧的社会系统瓦解了,新的社会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村支两委是有的,但是在作用发挥的不大,特别是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得作用还不是很理想。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大量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像这样的贫困县比较典型的,留下来的是老弱病残的一些人。所以乡村的面貌、乡村的建设存在很大的问题。怎么进行乡村建设?首先引入了公益组织的模式。

在全世界比较有名的一个公益组织叫北京地球村。这个工质足以是环境保护方面的,特别是环保教育方面的一个结构。这位女士是廖晓义,是地球村的村长,很有名,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克林顿总统到北京来,当时见江泽民总书记,然后他提了三个人,其中就有廖晓义,梁从诫、廖晓义,还有一个。廖晓义是公益组织的代表人物。

廖老师的家就是巫溪的,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巫溪县的县委书记郑向东见到了廖晓义,然后跟她聊起来,谈当地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一些想法、做法,两个人不谋而合。最后郑书记说,我请你来,请你到巫溪来帮我,一起进行乡村社会建设,我们一起来做一种新的模式。当时叫乐和家园建设,因为廖老师几年前就提出一个理念“乐和”。乐和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它不是乐乎,跟乐乎有点关系,但实际上它更多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她一开始是在北京搞社区建设,汶川地震以后她在四川彭州建了一个乐和家园,还是挺有特点的,但因为要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难度还是比较大,有一定的阻力。后来见到郑书记以后,郑书记跟她说,你到巫溪来吧,这是你的家乡,巫溪人民也需要有一种新的社会建设。所以把她请到巫溪,请她做巫溪县政府的顾问,请她帮助做巫溪社会建设的策划、推动,社会整体的设计。2009年上半年请廖老师过去,大概8月份左右开始提出“乐和”家园的一套理念。

这是第一件事,请地球村到巫溪来,借外力来推进当地的社会管理创新。

2.建立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在村里面建乐和协会,乐和协会是社会建设的一种组织形式,现在改成乐和互助会。就是通过乐和协会、乐和互助会的形式推进村民对村务的参与,实际上是在村支两委之外建立了一个社会平台,这个社会平台是老百姓参与的一种机制。乐和协会、乐和互助会是以老百姓、以村民为主体推动村民参与解决社会建设中面临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地方是拆迁问题,有的地方是土地问题,有的地方是建立公共设施的问题,有的地方是卫生问题,有的地方是计划生育问题,各个地方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乐和协会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原来是村支两委通过政府的形式做。难度比较大的一些问题通过乐和协会来做,比较有效的推动了村一级的社会建设。

3.建立了一种协动机制——联席会议

这个联席会议是把公益组织、乐和协会、村支两委和乡镇的乐和办公室等相关的主要部门建立一种协动机制。这个协动机制定期的开会进行协调,相互之间沟通、对话。这种沟通、对话的方式解决平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互之间达成一种默契、配合、协调。这种机制比较好的协调了,特别是老的机构跟新的机构、老的组织跟新的组织、政府跟民间之间的对话。

4.建立网格体系

巫溪把县直的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建立成网格化组织。每个网格化组织对应于一个村,直接跟村进行对接。比如工会,直接对应于某一个村,工会跟这个村之间有一个直接联络、协调、支持的关系。这样就把县直部门直接跟村对接上,把它可能提供的资源、开展的支援服务、信息沟通、直接对应于村。这种网格化的体系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创新,避免了村的社会建设跟上面的脱节,直接打通了上下沟通的渠道,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创举。

5.建立了大群工的领导体系

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大群工的领导体系。因为它做比较早,2009年,现在怎么建我不太清楚了,我们去年调研的时候他们还是大群工。大群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党委下面设立一个群众工作部,这个群众工作部不是一个简单的处理群众上访的部门,是整合、协调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综合部门,由书记直接负责,一个副书记、一个副县分别长担任群工部的部长。跟北京的社工委体系差不多,规格也很高,一个县大概35个编制,然后底下又社了三个中心,民意调查中心、服务中心、诉求表达中心,就是信访,建立了三个中心对应下去的。群工部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一个整合、协调中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委员会。它的规格又很高,书记直接负责,然后下面副书记和副县长亲自抓,然后又建立了一个部门联动体系,几十个部门都成为群工部的组成单位,群工部把党政系统相关部门都整合起来。所以它建的大群工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全国也是首例,通过群工部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它主要做了这么五件事情,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形成了所谓的“巫溪模式”或“巫溪经验”。

(二)巫溪探索中的经验和亮点

它的亮点在哪里?我总结了七个方面。

第一,给社会腾出了空间,把社会组织请进来。社会发育不是作为政府的职能,社会发育让社会自己来做,让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发挥作用,不是简单的政府自己做。

第二,用公益和志愿激发公民的责任与热情。让老百姓怎么参与做公益、做志愿,老百姓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尤其它解决了卫生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拆迁问题,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一旦变化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做起来就非常痛快。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

第三,让社区领袖站出来,动员和组织群众。在乐和互助会、乐和协会的组建、开展活动过程中,努力去找到社区领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非常注意培养社区领袖。这些社区领袖有的是老党员,有的是退休的村干部,但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就是老百姓拥护的一些骨干分子,有的甚至是以前上访专业户。一个上访专业户,现在是乐和协会的会长,我11月份专门请他到北京来。他以前是个上访专业户,很有组织能力,动员他参加乐和协会他也很积极。这样的人把他动员起来,他是社区骨干,老百姓听他的。这样的人动员起来,反过来他能做很多的事情。

第四,搭建社区层面的赋权-共治-互动平台。社区层面要搭建一些平台,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新旧组织之间、党政和社会之间要有这种互动的平台。而且这种平台,应该让社会组织给它一定的空间、一定的权力。

第五,自上而下提供必要的权力和资源支持。同时网格化的形式把党政的资源对接给社区。

第六,发掘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共同价值。这一点我觉得巫溪做得很有特点。他们组织全民读经、读《论语》,这个很有收获。我去了以后发现那些留守儿童在一起读经,读《论语》,回来以后我也在读《论语》,我发现这个挺也意义的。这些东西对于孩子,对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种文化的复归。另外,还搞升国旗,在村里面、在乡里面、在镇里面搞升国旗。这个活动一开始我觉得好像太政治化,但是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把村民组织起来是靠一种精神,国旗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经。后来他们到北京来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到天安门看升国旗,还是挺有感受的,就是需要一种精神凝聚大家。在农村里面,其实很朴素的一种东西,国旗就是一种精神,国旗就代表了一种向心力。然后慢慢的把大家引导到道德、伦理,注重社会公德的方面来。

第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炼升华。这方面书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记挺有想法的,换了名片以后,他上面写的博士,然后一说起来他是北大的博士后。我说你这个不一样,博士后很有想法是正常的了。他本身也一直在思考,他做这些工作是一边做、一边思考、一边研究,后来我们请他来清华我们学院一层报告厅做报告。我们有一个三人谈,我、郑书记,还有廖晓义廖老师,我们一起谈巫溪经验,谈得很有水平。后来我说你这个已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很多问题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把握掌握得非常到位。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一把手,特别是一把手的观念、思想、行动非常重要。一把手现象至少在我们看到的地方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这个阶段,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巫溪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我概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腾出空间才有公民的自主与社会的发育。

巫溪这样的地方,通常我们的理解社会是不好发育的。都是老弱病残,年轻人都出去了,社会怎么发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没有什么向心力,党和政府在当地离老百姓也是比较远的,怎么样让社会能够发育起来?他们一个朴素的做法是腾出空间让,老百姓有事可干,老百姓自己能够在这个空间里,包括社会组织能进来。

第二,公民组织起来才能当家作主,才有社会自治。

要把他组织起来,通过乐和协会、乐和互助会的形式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以后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

第三,公民为主体的参与共治是实现和谐的基础。

各种形式的互动、参与共治,包括村支两委和乐和互助会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实际上是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委会在提高,村支部也在提高,大家相互之间都在共同提高。

我觉得巫溪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是形成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

六、解决党群关系的“信阳实践”

信阳也是我们社会管理创新调研所选择的一个观察点。信阳的经验其实也很有意思,中央也很重视,周永康同志对信阳做了专门的批示。信阳王铁书记提的“四家理念”、“四家工作法”得到了中央的关注和认可。

(一)王铁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观点

王铁在信阳从市长到书记做了将近10年,最近离开了信阳,现在是河南省副省长。课间的时候我们还商量下一次要去信阳,因为信阳领导换了,我们观察下一步的一些情况。应该说没有大的影响,因为新班子都是老班子的一些主要成员,原来的市长成了书记,原来的副书记成了市长,没有大的调整。王铁在信阳的10年,在社会建设领域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四家工作法”成为信阳的一张很重要的名片。

其实信阳不光是四家工作法,它还有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禁酒令。信阳禁酒令挺有意思的,到现在还在坚持。全国很多地方都搞禁酒令,但只有王铁的禁酒令做到实处了。不仅是在信阳市,我们到信阳底下的县、乡、村里去调研,上班时候的中午都是不能喝酒的。如果客人一定要喝,客人喝,主人是不喝的,晚上是可以喝酒的。这个禁酒令其实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们学院的案例中心把它写成案例搬到哈佛的案例库里去了,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行之有效的一种禁酒令。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对信阳这样的地方来说,禁酒是不太容易的,它这里面有刚有柔。刚在于有令则行,柔在于它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不是说每天中午禁酒,不是说每顿饭禁酒,它是工作时间的中午公务人员禁酒,而且只是主人不能喝,客人如果一定要喝就喝,不是绝对的,做得挺有意思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四家工作法”是王铁提出来的,王铁自己把它叫做“四家理念”。四家理念一开始听了,好像有点做秀的感觉。他的四家工作法叫:把人民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问题的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概括的很好,最重要的是王铁说到做到,他有一整套的机制来保证“四家”落到实处。这个四家讲了以后挺感人的,他有很多原话就不具体展开了。家人怎么处、家书怎么读、家事怎么办、家业怎么兴,他有一整套的机制落实。

(二)改变党的性质,用四家理念统领党治

1.解决根本的问题

那么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在信阳调研完了以后,然后去年在信阳开了一个论坛,王铁书记有一个发言,谈他的四家工作法,我给他点评。我给他点评的时候说,王铁书记的做法其实非常深刻,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王铁书记四家工作法实际上是在改造我们的党,改造共产党。仔细想一想是有这个道理的,他把老百姓都成了家人,敌人跑哪儿去了?敌人没了,全变成家人了,共产党的性质不就变了吗?没有敌人了,全变成家人了,这是有点问题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它确实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就通过这样一种观念转换了,阶级的党就转换成了全民的党,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当时我跟他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提出了共产党到底是谁的党的问题。到底是工人的党,还是先进分子的党,还是全民的党的问题,这就提出了共产党自身改革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尖锐。

2.自身的改革创新

共产党的改革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绕不开的一件事情。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共产党自身的改革,我们现在讲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创新,这是周永康讲的。我们讲的社会管理创新,他讲四个方面:党的领导改革创新、政府负责的改革创新、社会协同的改革创新和公众参与的改革创新。第一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什么?不管是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党自身的也要重新定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党自身怎么定位的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到我们提出三个代表,其实发生了一个质变,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是叫工人阶级的政党、劳动阶级的政党,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劳动阶级。三个代表是什么概念?三个代表已经往前迈了很大的一步,不再是少数阶级的政党,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工人阶级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这个改革还要往前推进,并没有终结,就是共产党的改革还应该再往前推进。

现在信阳的改革,其实提出了这个问题,信阳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能不能成为全民党的问题。至少在信阳来说,王铁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它在信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是上访的问题。以前信阳是上访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信阳是一个上访重灾区。解决信阳问题,信阳以前的领导有一个办法,是在到北京上访的信阳群众中间成立党支部,这不是根本的办法,这个问题总要去化解。怎么化解?王铁的办法是从根子上化解了,我把你变成家人了,你还上访了?让你没有上访的理由,让你没有上访的动力。他把上访变成下访,我觉得其中非常核心、非常感人的做法就是这个。

(三)转变党群关系,重塑党和群众鱼水情

1.批阅群众来信

他批阅群众来信,我当时看了以后说,是真的吗?他从2003年开始批阅群众来信。我们去的时候,因为领导他得我们吃饭,他不喝酒,我们晚上的时候适当的可以喝点酒。他说,你们喝,没问题,我不喝,因为我从来不喝酒。到了8点半的时候,他说,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书记先走,一般来说肯定是有第二个饭局。他不是,他说,我有一摞信,我今天晚上要看信的,我天天晚上8半点回去一定要把信批完的,这么多信我回去要处理的。天天晚上如此,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所有的群众来信,当然现在有一个机制,不是所有的信全部进到书记这儿,已经有一个机制,包括县里处理的机制,但他要求一定要一把手进行处理群众来信。后来我说,既然这样的话,你给我一个权力,我在群众来信的档案里面抽出一部分信,看你到底批了没批。他说你随便抽,没问题。我们抽了100多封信,到底是不是书记亲自批的。还真是书记亲自批的。他这一点做的,确实让人感动。后来我跟他聊,我说,“你这个办法其实也挺笨的,不是很聪明的办法。”他说,“没错,但是你只要知道,只有这个办法,老百姓才能见我,老百姓才能够跟书记直接面对面,没有这个办法老百姓很难直接面对面。有这样一个直接面对面的渠道比没有要好。我为什么这么做?挺累的,非常累的,但是我坐下来以后我觉得老百姓能见到我,通过一封信他能见到我。”当然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机制。他一直这么做下来,很不容易。他就解决了一个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书记能够知道,所以上访的问题一下就化解掉了。群众的积怨、矛盾等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索。

这里面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定位的问题。党群关系怎么化解,包括乌坎事件,也是这个问题,到底往哪儿放,是敌人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定位的问题,实际上跟王铁的处理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老百姓放到哪里去,你是家长,还是老百姓是家长?他的一个观念就是老百姓是家长,我是孩子。家人的概念,不是我是家长,而是他是家长,我是孩子,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是家人的概念,不是我是家长的问题。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种定位的调整。

2.地方的经验

这是我讲得几个地方的经验,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的经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去的鞍山。社会管理创新应该说是刚刚开始,有很多做法还值得去观察和总结。鞍山最近做的一种探索,是把一些很重要的社会问题通过市场的机制来解决。比如积案的化解怎么办?它通过成立积案化解公司。去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社会矛盾调解专门有一个社会矛盾调解公司,一个老大姐,她是多少年一直在调解矛盾。这个公司不是收费的,它是建立一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给钱,然后通过公司的方式运作,100%的经费都是政府给。有些东西很值得讨论,不妨是一种创新。我觉得社会管理创新里面有很多可以去探索的方式,鞍山的书记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这些东西通过有限公司的方式来化解,也是一种探索。

比如河北肃宁。肃宁搞了四个全覆盖,这个中央也挺重视的,习近平同志专门做了批示。四个全覆盖是什么呢?第一,党组织全覆盖;第二,民主组织全覆盖。他们在村委会建立了一个村民监督委员会,跟村委会有一个制衡关系,搞一个村级的制衡体系。第三,经济合作全覆盖;第四,维稳组织全覆盖。它这个维稳已经超越了我们原来维稳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它搞了一种群众参与的维稳组织。它的体制非常有意思,四个全覆盖的办公室,像社会管理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呢?既不是设在政法委,也不是搞一个社工委,也不是设立一个群工部,它设在组织部下面,非常有意思,很有创意。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组织部下面设立一个社会管理创新办公室,为什么?后来跟书记一聊我觉得有道理,组织部是强硬部门,通过人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它在肃宁推动起来力度非常大。是不同的一个新体制。后来我跟他说,这个体制真是挺值得总结的。而且他不搞新机构,他说,“我是贫困县,如果搞一个新的机构多花钱。我直接在组织部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经费上也没有太大的开支,编制上没有太大的扩大。”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各地都有一些探索和创新。

七、在实践中建设公民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什么?社会管理创新到底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我这里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

公民社会的概念现在好像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概念,不太敢用。其实这个概念真不敏感。为什么?最近有一篇文章,我在修改,争取这一、两个月能够把它修改完发表了,叫《马克思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内容,所以公民社会这个东西不能简单的贴西方某些国家陷阱的标签,先要看看这个概念的源头在哪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用这个时代,到了马克思时代,马克思有大量的篇幅讨论公民社会问题。所以这个概念不能简单的给它贴标签,贴标签就贴错了,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贴到西方那儿去了。

另外,公民社会的概念其实在80年代、90年代,就是中国改革初期的时候,在国内引起的很广泛的讨论。学术界围绕公民社会、围绕马克思主义公民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问题展开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因为后来苏东剧变,因为颜色革命使用到了这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害怕,怕公民社会的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在渊源上跟马克思主义是有关系的,跟社会主义是有关系的。所以认识公民社会的概念首先要回到这个概念的本意上去。

(一)什么是公民社会

1.公民社会的四大前提

我的理解,公民社会有四大前提:第一是法治国家;第二是政治民主;第三是有限政府;第四是市场经济。这四大前提在我们国家改革发展到今天都已经逐渐成为现实。法治国家和政治民主是我们《宪法》非常明确规定的,“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个是宪法上非常明确的基本前提。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实现,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方向。在这四个前提基础上我们谈公民社会,不是无中生有的,是客观现实。

公民社会在实践中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目标。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在2006年的时候明确提出,“深圳市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公民社会共同成长”,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在深圳市党委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个目标。到了去年年初,深圳市把这个目标写到了“十二五”规划中。前年,王荣书记到深圳以后,王荣从江苏苏州接任深圳市委书记,他专门有一个表态,就是深圳将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是《人民日报》的专访,王荣书记谈深圳市公民社会建设。去年1月份,已经也到“十二五”规划中。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这个不让提了。我觉得有些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有点偏,不能够准确的把握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另外,对这个问题认识上可能有点敏感。后来我说,这个就像我们90年代初提市场经济的时候一样。90年代初的时候,市场经济是不敢提的,有的同志说市场经济是要亡党亡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再推进了,改革开放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死路一条。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发表的,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走了一圈回来在深圳讲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锤定音,这才把市场经济给证明过来了。如果邓小平不南巡,邓小平不做讲话,市场经济可能跟公民社会一样被打入冷宫了,这个词就不存在了,中国就不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不太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就给它贴一个标签,我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一定要认真研究,而且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管理创新跟公民社会是非常贴近的。另外,我现在讲得四个前提是存在的。

2.公民社会建设的三个主要方面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讨论公民社会怎么建设。我的理解,有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结社生态。结社生态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个实际上马克思在论述公民社会的时候讲得非常明确。公民社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组织,前面汪洋也讲到,社会的发育是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成为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以后,它的功能充分发挥以后,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

第二,美好社会。美好社会是什么?就是广东现在提的“幸福广东”的概念,它是一个价值伦理系统。不仅仅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还有在系统之上的一种社会认同、社会信任和共同的价值观、文化、社会资本,这是一个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的建设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的社会诚信、社会公德出现了一些问题,跟这个系统的缺失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第三,公共领域。公民社会非常重要一个方面是基于公平和正义形成的公民之间进行对话、商谈、交往和影响公共权力的过程。这也是我们社会中非常缺少的一个方面。乌坎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对话、交流、进行协商、相互表达。乌坎之所以后来能够和解,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反复的有对话的机制,有相互之间沟通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乌坎最后就是你死我活。我们化解社会矛盾靠什么?就要靠对话,靠相互之间的包容、理解、让步、妥协,这样一种机制就能够达成和谐。矛盾的化解靠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你让步我也让步、你妥协我也妥协、你理解我也理解,我们相互之间达成共识,最后是大家共赢。我觉得化解矛盾有不同的方式。公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机制,能够相互进行对话、讨论。

公民社会的三大体系是建立在法治国家、政治民主、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逐渐在形成这样的三个体系。所以说社会管理创新是在实践中逐渐的拓展,逐渐的丰富,逐渐的成熟。

(二)社会管理创新:在实践中建设公民社会

1.公民及其权利的保障方面

我们现在讲得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书记的讲话也好,从实践中间也好,都在重塑公民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公民当家作主。在法治基础上建构以党和政府为主轴的公民权益保障体系。它是公民社会建设一个基本的方面。

2.社会及其组织生态系统

包括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社会组织的发展,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改革。人民团体的改革也是社会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民团体的转型和改革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提出来,但实践中也在逐步推进。比如北京市在社会建设实践中提出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推进人民团体的转型。后来周永康又特别强调了一个综合性社会组织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强调人民团体的转型和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人民团体跟事业单位一样,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我们的事业单位是一个社会服务系统,这个社会服务系统包括120多万—130万家事业单位的机构,人民团体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社会联系系统、社会网络系统。我们的人民团体,体制内的说法是叫群众组织,一共包括20多个不同的系统,工青妇、残联、科协等系统,这些系统的分支机构,就是单位数,一共是多少家呢?我做过人民团体的研究,一共有700万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结构。人民团体的改革是非常艰难、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团中央、妇联请我去讲人民团体的发展和改革的问题,我说这个改革非常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它不仅和我们的行政系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跟我们的政治系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人民团体其实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部分,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前段时间共青团成立90周年,锦涛同志对团系统有一个讲话,他的基本定位是三大定位:第一,是我们党联系的青年的桥梁和纽带;第二,是我们政府青年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第三,是面向青年开展社会服务、社会联系的一个体系。它实际上是三个系统,三大功能:政治功能、行政功能、社会功能。残联也是这样的,妇联也是这样的。它的政治功能是党联系这部分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残联、妇联、科协都是这样的;它的行政功能是我们政府非常重要的一种补充,行政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妇联、工会、残联都是这样;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服务体系。三大体系、三大功能集于一身,是我们人民团体很重要的特征,所以人民团体的改革难度很大。大在什么地方呢?它一定要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人民团体的改革难度很大。妇联的改革跟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结合在一起,共青团的改革跟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结合在一起。我跟他们讲,一定要组织力量去认真研究妇联的改革问题。为什么?要先于整体的政治改革推进妇联改革,才能够为共产党的长久执政奠定一个社会基础。没有这个改革的话,或者落后于共产党的改革,就非常危险了,它必须要为政治体制核心部分的改革奠定一个社会基础。我们的人民团体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这也是社会及其组织生态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三个部分的改革、发展,能够构建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如果从单位数来看的话,事业单位100多万家,现在的社会组织是40多家,但是我们现在估计,包括民政部门估计,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以后我们的社会组织数量很快会突破100万家,人民团体我们现在有700多万家,加在一起是将近1000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我们未来社会建设中非常主体的部分,我们未来的社会建设主要的部分实际上应该依托社会组织,但目前的社会组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3.执政党及其重新定位

我觉得这都与社会管理创新结合的非常密切的。执政党的改革,包括怎么样从三个代表进一步推进,从现在的定位转向全民党,我觉得迟早这个问题会提出来。共产党的改革在新的时期,能不能从阶级的党转变成为全民的的党,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党建的问题,一定要要把党改革的问题提到前面。党的改革的问题,全民党的问题我们要认真讨论一下,只有把全民党的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建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公民社会,这才是可能的。因为公民社会没有以公民为主体政党的体系建构的话,那么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和平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政府及其改革创新

地方政府在正在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是整体上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面的改革和发展。这个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在中国社会建构以公民为主体的,叫公民当家作主、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由公民自己的政党执政,并真正建成小政府、小社会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体系。这是我们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终极目标,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前段时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经济改革走了30年,社会管理创新要走多少年?我说肯定不是10年。因为现在如果把事业单位算在里面,我们现在提的目标是10年实现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只是社会管理创新一个很小的部分,有至少不是10年。那多少年呢?我的理解,30年是至少的。30年能够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前面改革或者建构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目标,也可能还不止3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因为社会领域的改革,很多东西不可能采取革命的方式,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

社会领域的改革、发展、创新,也就是我们讲的社会管理创新,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大家一起来积极的推进,积极的参与和努力的实现这个过程。

我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测试卷

科室                   姓名                     
第一部分 ;判断题部分(每题 2.5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0   25)


1.
  法治国家: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建构的服务型政府体系。

正确   错误


2.
  广东体制:社工委由书记、秘书长、副市长构成,但社工委系统不具备职能部门的色彩,其定位是一个协调部门,主要是在政府战略性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的一个机构。

正确   错误


3.
  汪洋提出:“四家理念”、“四家工作法”。

正确   错误


4.
  公共领域:基于普遍的结社自由与公民自主性形成的丰富、多样、自律及功能健全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

正确   错误


5.
  结社生态: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公民(及组织)彼此间对话、商谈、交往与积极影响公共权力的场域及其系统。

正确   错误


6.
  社会问题:社会主题问题、社会建设问题。

正确   错误


7.
  各地的实践,各有特色,相应的体制也不一样。

正确   错误


8.
    大群工:党委设立群众工作部,整合、协调社会管理创新的综合部门,由书记直接负责,副书记、副县分别长担任群工部的部长。

正确   错误


9.
  乌坎经验值得深入思考、挖掘、总结、推广。

正确   错误


10.
  体制问题:国家和社会之关系、政府和社会组织之关系。

正确   错误


第二部分 ;单选题部分(每题 2.5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20   50)


1.
  社会管理狭义上是区别于经济建设、区别于( )、区别于政治建设的社会建设的概念。

A.   经济建设

B.   学科建设

C.   文化建设

D.   制度建设


2.
  食品安全、药品底线的问题是社会系统的问题,继而反映到( )系统。

A.   市场

B.   学科

C.   经济

D.   制度


3.
  和谐社会的概念:广义上和谐社会是把政治、( )、文化、社会、党和政府的工作、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

A.   经济

B.   人文

C.   学科

D.   制度


4.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把社会领域的建设问题提到一个( )的高度。

A.   创新

B.   战略

C.   学科

D.   知识


5.
  ( )改革涉及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系统和中国社会服务的主体系统。

A.   中小企业

B.   事业单位

C.   国企

D.   企业


6.
  怎么进行乡村建设?引入了( )组织的模式。

A.   制度

B.   公益

C.   制度

D.   学科


7.
  ( )是把公益组织、乐和协会、村支两委和乡镇的乐和办公室等相关的主要部门建立一种协动机制,

A.   联席会议

B.   集体会议

C.   组织会议

D.   组别会议


8.
  中国社会组织:( )万家。

A.   16.0

B.   26.0

C.   36.0

D.   46.0


9.
  转变观念:要努力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从社会建设的党政“撑船”向党政“( )”转变。

A.   航母

B.   战机

C.   掌舵

D.   机械


10.
  社会管理创新是改革的概念,强调( )的改革。

A.   人文领域

B.   社会领域

C.   学科领域

D.   制度领域


11.
  公民及其权利的保障方面在法治基础上以( )和政府为主轴构建公民权益保障体系。

 

A.  

B.  

C.   学科

D.   组织


12.
  维稳与维权关系: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力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均衡求得( )的稳定。

A.   经济

B.   制度

C.   政治

D.   社会


13.
  中国社会组织:包括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现行的管理体制实行双重管理体制。

A.   中小企业

B.   事业单位

C.   国企

D.   社会团体


14.
  乐和协会是社会建设的一种( )形式,通过乐和协会、乐和互助会的形式推进村民对村务的参与,在村支两委之外建立了社会平台,是老百姓参与的一种机制。

A.   政治

B.   社会

C.   组织

D.   经济


15.
  让社会组织( ):管理社会组织。

A.   创新

B.   发展

C.   试错

D.   形成


16.
  社会资本:诚信系统、诚信( )。

A.   制度

B.   学科

C.   网络

D.   宽带


17.
  公民及其权利的保障方面要重塑( )地位,真正实现公民当家作主。

A.   公民主体

B.   政治主题

C.   科学主题

D.   学科主题


18.
  ( ):幸福不是党和政府的恩赐,人民群众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党和政府有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幸福的义务。

A.   汪洋

B.   温家宝

C.   周永康

D.   郭伯雄


19.
  大社会: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是什么?不是人口多就是大社会,大社会指,人们能够按照业缘、地缘和趣缘,形成各种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同时制约别人,相互间形成( )管理。

A.   良性

B.   恶性

C.   制度

D.   政治


20.
  ( )省实行取消除个别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降低登记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的举措,继而推动了整个管理体制的改革。

A.   广东

B.   广西

C.   湖南

D.   湖北


第三部分 ;多选题部分(每题 2.5  有多个正确答案  10   25)


1.
  公民社会有哪大体系?( )

A.   社会的伦理

B.   结社生态

C.   美好社会

D.   公共领域


2.
  购买服务包括哪些?( )

A.   政府通过购买的形式

B.   让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去履行过去政府承担的职责

C.   提供社会管理服务

D.   政府对这些机构进行管理


3.
  王铁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四家工作法”是什么?( )

A.   把人民群众当成家人办好每一件事

B.   把群众来信当成家书读好每一封信

C.   把群众之事当成家事解好每一道难题

D.   把群众工作当成家业尽好每一份责任


4.
  社会及其组织生态系统有哪几大功能?( )

A.   社会的伦理

B.   政治功能

C.   行政功能

D.   社会功能


5.
  胡锦涛同志对团系统的基本定位是什么?( )

A.   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B.   面向青年开展社会服务的体系

C.   青年工作非常重要的补充

D.   面向青年开展社会联系的体系


6.
  政治民主包括什么?( )

A.   有效保障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

B.   有效保障公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C.   有效保障公民当家作主的机制

D.   社会的伦理


7.
  公民社会中的幸福社会是什么?( )

A.   体现公民权力

B.   有着公民主体性

C.   有着公民自身感受性

D.   个体性的概念


8.
  美好社会是什么?( )

A.   基于社会认同、信任

B.   组织网络形成的公共价值与道德伦理的共生系统

C.   组织网络形成多元文化与道德伦理的共生系统

D.   组织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与道德伦理的共生系统


9.
  十八大中社会管理创新包括那些?( )

A.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理解

B.   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

C.   推进社会领域的创新

D.   推进社会领域的发展


10.
  巫溪探索中的经验和亮点有哪些?( )

A.   给社会腾出空间,把公益组织请进来

B.   用公益和志愿激发公民的责任与热情

C.   让社区领袖站出来,动员和组织群众

D.   搭建社区层面的赋权-共治-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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